突尼斯工人总联盟就是一根针扎在法国总督的心头上,多次的罢工影响了法国政府的利益,也煽动了更多的工人起来反抗法国的统治。而工人总联盟还在不断地壮大,通过吸收各个阶级,不仅仅是工人,还包括政府官员和教育阶级。同时突尼斯的文化也在这种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出地区特色的独特文化。党同样也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哈比卜·布尔吉巴和本·优素福由于发展理念不同,两人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也在加深。

由于世界劳工联合会对组织的偏爱,它提议要么突尼斯工人总联盟附属于突尼斯工人工会联盟,要么通过合并与后者融为一体。哈奇德和他的同事们把这种结果看成是“共同主权”主题的变体,无论在劳工阵线还是政治战线上,他们都不会支持。斯法克斯惨案后突尼斯工人工会联盟谴责突尼斯工人总联盟的决策者将全体工人置于政府手中。同年晚些时候哈奇德与突尼斯工人工会联盟断绝了联系,直到世界劳工联合会同意突尼斯工人总联盟加入。这件事发生在1949年但即使在那时哈奇德也拒绝尝试把两个组织联合起来。他们之间思想意识差距太大突尼斯工人总联盟根本无法按照突尼斯工人工会联盟的意愿接受任何国家的成员入会,因为这样会导致法国人在组织中占多数。不管怎样,突尼斯工人总联盟相对于对手的人数优势否定了其妥协的需要,突尼斯工人总联盟更急于培养民族意识而非阶级意识。通过增加代表带薪工人、教师、官员以及其他第三产业部门雇员的协会扩大了队伍。十年之后,突尼斯工人总联盟的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5万人,而突尼斯工人工会联盟的人数仍然维持原状。1950年突尼斯工人总联盟退出世界劳工联合会转而加入了新成立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它的产主义特点以及盎格鲁-萨克森式的领导作风更符合哈奇德的心意。

总督蒙斯也想瓦解突尼斯工人总联盟。针对1947年的总罢工,他清除了国家各委员会中的工会代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突尼斯工人总联盟对涉及其成员福利的决定的影响力。阿明贝伊断然拒绝了蒙斯解散这个联盟的要求,与之相反他表达了对受害者的慰问并且捐助巨款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他还正式接见了突尼斯工人总联盟的代表团普通突尼斯人的困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经历了战后的通货膨胀,由于严重的干旱造成全国食品短缺,有些重灾区甚至出现了饥荒,法国(和突尼斯)法郎的贬值大大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虽然有段时间本·优素福和其他一些与王室有联系的新党人试图把阿明拉入他们的阵营,但贝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保护领地当局的意思。受斯法克斯暴乱的影响,他对这些人的愤怒以及对臣民的同情似乎是真诚地表达了他的信念,而不是为了改善他在那些认为他的登基是篡位的突尼斯人心目中的形象而精心策划的行为。

即使在战后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艺术仍然通过提高突尼斯的身份继续支持着民族主义事业。在战争期间舞台曾一度黯淡,直到1945年在突尼斯市议会对突尼斯戏剧国防委员会的重新赞助下才重焕光彩。它的宏伟计划包括资助把以突尼斯为背景的外国戏剧翻译成阿拉伯语,改编关于突尼斯在阿拉伯时期的欧洲小说,上演根据突尼斯历史创作的戏剧以及建立一所戏剧艺术学院(该学院于1951年开始招生)。无线电广播为传播戏剧作品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节目和新闻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私营电台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政府开办的突尼斯广播电台于1939年开始广播但是在战争期间全都关闭了。当突尼斯广播电台在1948年获得广播垄断权时,45%的节目都是用阿拉伯语播出。

战后新一代突尼斯画家效仿已经成名的艺术家强调突尼斯的传统生活和价值观。尽管有时候在他们的风格和技巧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想要培养真正的突尼斯艺术特色(尊重国家象征符号并用现代方式表现它们)的愿望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并于1948年成立了“突尼斯画派”。几乎所有的追随者当时都是20来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将对突尼斯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

1948年9月蒙塞弗贝伊的去世改变了保护领地的政治均势。由于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蒙塞弗主义联盟瓦解了。本·优素福一直在努力安排新党以利用这个时机因此一旦时机出现,没有一个竞争对手可以阻止它恢复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他给阿明的建议逐渐发展为国王与新党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提高了该党的地位。在另一社会经济领域的目标上,新党与突尼斯工人总联盟不断发展的关系给了它接触突尼斯平民的机会,但是该党长期以来的非法性使大型公共集会仍然无法实行。尤其在向蒙斯表示愿意参与政府改革之后,党的领导人也避免给法国政府找麻烦。在1948年有可能会不稳定的两个场合–1938年4月9日的十周年纪念日以及蒙塞弗的去世-本·优素福和他的副手们劝阻了追随者向治安部队挑衅。

从加入新党开始本·优素福就坚决主张它应该代表全体突尼斯人。在他的指导下党的扩张深入到萨赫勒及突尼斯传统根据地以外的全国其他地方到1950年成员增加到了21万人共260个小组。在布尔吉巴离开以后欢迎许多公务员和中产阶级资本家加入新党,这些人看出如果与近期遭受了打击的法国保持距离,如果能考虑在他们的威信和权力将会下降的保护领地寻求改变,这将对他们大为有利。当该党在1948年摆脱被动沉寂后,它新吸纳了大量的政府雇员–从职员、学校教师到卡伊德和哈利法–以及企业家,这是两个曾经为它的领导人所不屑的群体。有些新成员甚至是大议会议员,在战前大议会代表几乎很少与新党意见一致。这些新成员的教育和财政资源帮助他们在党内获得了有影响力的职位,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42%的(各级)领导还在担任政府工作,而在战前只有6%。萨拉赫·本·优素福是杰尔巴岛本地人,那里的人习惯上会迁往市中心从事零售贸易本·优素福与新获得新党重要地位的商人们也是交往自如。1948年,他让新党与突尼斯工人总联盟一起参与创建了一个商业联合会–突尼斯手工业者与商人联合会(UTAC)。这个联合会反映了新党的支持来源在实业界的转变。许多长期在党的商人反对用“商业”(commerce)即“交易”这个词,而更倾向于采用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更准确的词“小商人”即“零售商”。正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更富有更有权势的企业家控制了突尼斯手工业与商业联盟,他们在新党重新站起来时给予的财政支持削弱了小商人在党内的影响。

战前,新党鼓励宰敦土大学努力更新课程–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经常被提出却多半劳而无功的问题–的做法得到了许多学生和进步教师的赞同。本·优素福曾是宰敦熟知的人物,他促进了学校的政治化,加强了新党与学生组织的联系,其中一些学生组织还参加过1938年4月的活动。但是随着后来新党的衰落,宰敦的积极分子就只能依靠自己。当寺大学的政治活动在解放后重新恢复时,教区事务再次与国家问题混在一起1944年的一次教师代表大会就将改革的要求和蒙塞弗贝伊复位的要求合并在一起。

本·优素福认为恢复该党与宰敦的联合很重要,但是布尔吉巴倾向于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党的世俗事务上。虽然新党年轻的激进分子艾哈迈德·本·萨拉赫为游说清线年创办了宰敦-萨迪吉学生联合委员会,但是蒙塞弗主义仍然主导着战后的宰敦激进主义。同时,就像吸引其他蒙塞弗主义者一样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主义也吸引了寺大学的许多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立、巴勒斯坦的危机以及巴基斯坦建立国家都以一种强烈的阿拉伯和认同感对突尼斯人产生了影响。尽管如此蒙塞弗去世后不久两件事情就变得清晰起来:巴勒斯坦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关注的焦点,尽管联盟在开罗也处理有关移民的工作,但它从未认真解决北非的殖民主义问题;新党是保护领地唯一可望成功的突尼斯政治组织。宰敦的活跃分子积极响应本·优素福发出的与新党重建联系的呼吁,不久他们就在党内成立了以阿拉伯和为主导的派别,与占大多数且或多或少西方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多少有些西化)共存,但有时关系并不融洽。作为重建新党以及与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建立(或重建)联系的总设计师、本·优素福把新党建设成保护领地与法国唯一有效的对话者。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了显著的个人威望和影响力。

领导这个党走向他选定的方向。在蒙斯执政之初他愿意采用渐进主义的方式来确定突尼斯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这就是服务政府的代价的话那也是当时的环境催生的一种策略,因为他一贯喜欢直接且不受限制的独立且在蒙塞弗去世后也是有力地贯彻了这种做法。本·优素福警告法国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保护国必须用行动表明其负有结束保护领地的义务充满活力且不可战胜的新党不会再容忍不真诚的声明无关紧要的妥协以及其他拖延的伎俩。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时间对于本·优素福来说也所剩无几。哈比卜·布尔吉巴从未放弃新党主席的职位。从开罗到稍后发生在突尼斯的事件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符合他的意愿。他质疑本·优素福的一些决定怀疑他的这个副手把自己支持的一些团体拉进新党是否明智。布尔吉巴还担心会引发与法国摊牌,而这很可能会失控。在更加个人的层面他本人的长期缺席使他脱离了党内事务的日常管理他被本·优素福日益增长的声望所激怒。保护领地当局得知了布尔吉巴的担忧,为了挑起党内纷争,蒙斯向布尔吉巴保证没什么能阻止他返回突尼斯。

意识到他获取国际支持的尝试陷入了僵局,至少暂时如此时,布尔吉巴于1949年9月离开了埃及。他和本·优素福都明白总督的用意,因此尽量避免让他得益。布尔吉巴巡游全国有时是在本·优素福的陪同下,所到之处保证都能吸引大量的民众。作为如此精明的政治家他对保护领地的局势迅速做出了判断。他认可本·优素福在他离开期间招募的中产阶级分子给党内带来的资产同时也含蓄地承认在这件事上的先见之明。但是从个人层面从战术上,以及从他们日渐分歧的总体定位(本·优素福趋向于阿拉伯和世界,布尔吉巴趋向于西方)上来看,两人的关系的确紧张,且相互提防。

无论是工人联盟还是新党,都在谋求独立和对抗法国的殖民统治,在北非民族解放的浪潮中,突尼斯是不甘落后的,他们通过团结各个阶级,向法国总督施压,看似安稳的突尼斯实则危机四起,法国在该地区的统治岌岌可危,最重要的是工人的运动此起彼伏,而且已经具备组织性,不是散沙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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